国务院近日发布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相衔接，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十五五”期间的教育发展设定了目标和任务。多位专家就此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

战略接力，蓝图一以贯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指出，《规划》的发布，与《纲要》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他将此比作一场接力赛，《纲要》确立了目标和方向，《三年行动计划》是起步阶段，《规划》则承担着积累力量、决定整体成效的关键“途中跑”角色。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要求《规划》必须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为后续发展奠定有利条件。

这种战略上的接力在具体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马晓强解释说，以“立德树人”为例，《纲要》提出了“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了基础性工作，而《规划》则进一步将其具体化和工程化。从“为何做”到“近期做什么”，再到“如何做”，这三份文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展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思路。

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表示，当前培养的学生到2035年将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当前的立德树人工作是着眼于未来而进行的规划。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维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认为，《规划》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了四大维度：一是基础教育的扩优提质；二是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三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四是全球教育领域的引领。这四大维度共同回应了民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期盼。

•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朱旭东分析，通过推动学前教育的优质普惠、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以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旨在让更多儿童享受到更优质、更公平的基础教育，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实现“家门口上好学”。

•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培养：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指出，《规划》引导高校将重心从学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的本科招生规模将增加超过10万人，同时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 《规划》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度融合，并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教育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 全球教育赛道引领： 朱旭东认为，中国教育正从“追赶借鉴”转向“引领创新”。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领域，中国已处于世界前列，并持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优势。未来重点将在于形成可复制的中国经验。

此外，《规划》还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总结为“三重获得感”：专业获得感（学历提升与培训体系完善）、职业获得感（社会保障落实与尊师重教氛围营造）、个人发展获得感（教师身心健康与幸福感）。他认为，这三者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从“应对”到“引领”：在变革中开创新局

《规划》首次专门设章部署规划布局，这反映了人口、产业、科技三大变量带来的深层变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介绍，基础教育不同学段正呈现“排浪式达峰”的特点。加上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从乡村向县城、大城市、省会城市的加速流动，教育资源的配置将面临复杂挑战，例如农村学生减少与省会城市、大城市大班额的压力并存。

邓友超认为，若沿用过去惯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导致资源过剩与不足并存。《规划》要求各地准确预测人口流动趋势，科学规划学校布局，这一部署恰逢其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已在探索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制度，以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李立国表示，当科研成果符合市场需求时，市场机制自然会引导资本投入。中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不逊于美国，但在风险投资方面仍有差距，这正是《规划》首次提出“政产学研用金”联动机制的深层意义所在。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迈向了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规划》多次聚焦人工智能这一重要变量，认为其是战略急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也是大国竞争的前沿。因此，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和升级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李立国总结道，每一项规划部署都承载着亿万家庭的期望，这份规划不仅描绘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蓝图，更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才基石和未来希望。